作者：谭必友（教授、博导、田野规划学家）
【项目名称】千户城文化遗产田野规划研究
【内容摘要】在辗转半个武陵山之后，我们偶然中追寻到田野中国学最想探索的研究对象：原生的传统文化——百年祖祭！这是田野中国学田野调查中的第二次重要发现！这是神的安排吗？
【关键词】田野中国学研究对象；百年祖祭；原生的传统文化；底层传统文化；近层传统文化
【资助单位】长沙煜园文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学术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81
部分参加恳亲会人员在师爷农庄合影
一、一条熟悉的田野线路，一条视野逐渐模糊的学术之路
按照课题安排，2025年3月23日—24日，是我考察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宣恩县谭氏商人的时间。受到这里谭氏宗亲的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的传统文化建设。2025年3月23日早上，我从长沙出发，乘动车前往湖南省龙山北站，将从这里转车去来凤县。这是近几年新修的一条动车线路，有了这条线路，从长沙前往湖北省恩施州地区，路程就大为改观。对我来说，这是一条开展传统文化田野研究的路。
恩施位置示意图
来凤县与宣恩县位于湘鄂西最西部边界上，在高速路修通之前，这里一直被称为“边远山区”。曾经在很长的时间段里，这里也是开展民族学与人类学田野的重要地区。大约是1998年，我乘汽车从吉首市出发去恩施州参加湖北民族学院（今天的湖北民族大学）举办的全国土家学研讨会。中途要经过这两个县，那一次我们的汽车在路途上花了大约10来个小时。当时如果从长沙出发前往来凤的话，那就要两天时间。记不得是什么时候，这里修通了一条高速公路，前往这个地区一下子变得十分便捷了。2019年12月，黔张常铁路通车，从长沙去来凤县，最快只要3个多小时。短短二十余年，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理空间一夜间被压缩了许多倍。
交通的变化只是外在现象。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研究对象也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听一位前辈人类学家肖教授的讲座，她说人类学的田野点正在消失。我当时还感受不到肖教授的紧迫感。现在回头一看，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田野点正从地球上消失，连我们创立的田野中国学的田野点也面临消失。因此，从长沙通往来凤的路，这条非常具有田野中国学特色的路，现在也开始变得非常陌生了。
动车过了常德市区，就进入到丘陵地带，然后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地形开始向山区过度。到达慈利县就进入山区了。动车轨道大多时候修在山半腰，因此，从动车窗向外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沿途村庄的全貌。从慈利到来凤县沿途的村庄，形貌大致一致。不规整地分布着现代小洋房，村内道路比较整洁。看得出，这些村庄尽管还是农村，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了。这里的现代化程度相当高。记忆中二十年前，这里的村庄还是我们做民族学与人类学比较理想的田野点，我们可以在任一村庄居住下来，找到我们感兴趣的仪式、习俗，或者经济方式开展我们的田野观察。现在的情况让我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强烈感受。因为村庄中的常住居民十分稀少，村里很少看到人走动。现代化小洋楼耸立在太阳下，任夏日的风轻轻吹拂，由于没有人影晃动，这些建筑给人孤寂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曾经熟悉的各种研究题材，在今天的农村里变得似有若无。传统文化在何处呢？我们高调宣称的“传统文化的田野研究”还能继续吗？
按照日程安排，我在恩施州待两天。意外的是，我在此待了4天，整整加了两天行程。3月23日中午，从龙山北站到来凤、再到宣恩县珠山镇谭家垭，晚上住在宣恩县城。3月24日上午从珠山镇返回来凤旧司镇新街村，途中考察小河村谭姓，晚上又折回龙山县城，并住在龙山县城。3月25日，从龙山去宣恩二虎寨，晚上去恩施市。3月26日从恩施市前往湖南吉首市。考察行程结束。这一趟行程，时间虽短，却跨越了半座武陵山脉。这是我文章标题的含义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我思索了一个困扰了我几年的理论问题：田野中国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二、关于田野中国学研究对象的迷茫
当我二十来岁，还在大学接受本科教育的时候，我就接受了一个未经证明的“共识”，我们正在学习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当我三十来岁接受博士教育的时候，我发现了民族学与人类学这样两门现代学科，在中国不仅仅界线不清，还常常可以替换。细细琢磨三十多年以来的学术研究经历，发现自己对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并不知道研究对象的真相。
民族学的对象是什么？人类学的对象是什么？不仅仅是我没有明白，我的很多同行朋友也是大大咧咧地在开展“科学”研究。而且还申报了很多民族学人类学的“重大项目”。正如我三十来岁在创立“话语群”“话语体系”这两个概念时所思考的，真理不是绝对的，围绕核心话语凝聚的话语群落多到一定程度（可以大数据语言分析），并开始影响到社会行为的时候，这些话语所指向的意义（核心话语）就成为“真理”。
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这个似乎是比较确定的。可是在中国，实践上什么样的群体可以称为“民族”？却是一个十分麻烦的事。学术界搞了几十年辨析，这个概念最终也不了了之。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异文化”或“无文字族群的文化”。这个概括是相对于欧美文化而言。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能够确认的“异文化”越来越少，人类学提出研究对象是“自在的文化”（自在之物）。然而研究实践中，文化的“自在性”标准越来越难以把握。因此，相对于民族学来说，在全球现代化背景下，人类学的对象是一个更不好确定的课题。
在中国，民族学研究从最初诞生的时刻，就是用国内的一些被想象的“少数民族”作为当然的对象。因为新中国之后的几十年，科研经费十分短缺，加上还有政治上的原因，中国人类学研究者几乎没有能力走出国门前往那些遥远地区去开展“异文化”研究，也无法规范真正的“自在性的文化”，因此作为民族学研究对象的被想象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成为人类学的当然研究对象。到了2010年前后，就有一大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学与人类学是一个学科。当时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将人类学升为一级学科，但最终没有下文。两门学科就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了。年轻一辈的民族学或人类学学生，也包括大量申报科研课题、需要发表论文而半道转行进入这个领域的年轻学者，也就产生一种错觉，只要是研究“少数民族”就可以是“民族学”或“人类学”。没有人质疑这个“少数民族”概念也许是伪命题。
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持着谨慎的态度。我对国内的研究进行了一个反思，对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现状做了批判，并提出需要放弃前期的这种“少数民族”概念。我受到清代田野学家严如熤田野研究的影响，倡导田野中国学的研究。如果将人类学中的“自在的文化”（自在之物）转化为“传统文化”，那就成为田野中国学所主张的学术追求。严如熤的原话是“天下荒弃之物无不可整而治”，即研究“荒弃之物”。当然，提到传统文化就容易与国学中的、文化学中的“传统文化”概念相混淆。为此，我对传统文化做了进一步规范，提出了“传统文化的田野研究”的概念。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研究中心的杰出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赵杰教授，生前与我多次讨论这个课题，他对这个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传统文化研究有文献研究与田野研究两个范式。文献研究就是国学所主张的范式，而田野研究则是田野中国学的研究范式。赵杰教授的阐释出来后，我以为这个答案基本上解决了田野中国学的研究对象疑问。很长时间大家再没有去讨论田野中国学的研究对象，正如没有人质疑中国人类学为何会把“少数民族”作为当然的对象一样。
湘鄂边谭氏宗谱上绘画的谭氏先祖五兄弟画像
传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问题再次被一些年轻的学生提起。如果在长沙这样的现代化大城市中，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研究传统文化对年轻人行为的影响，这算不算田野中国学的课题？如果这属于田野中国学的研究范畴，那这又算不算人类学的课题？如果肯定回答，那学生都可以在大都市中就所有被视为传统文化的现象开展田野中国学的研究了；也可以在大都市中以主流人群为对象开展人类学课题研究了。这显然与人类学达成的共识不符合，不仅仅颠覆了西方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理念，也颠覆了人类学在中国的理念。如果给以否定回答，那我们对学科的命题，“传统文化的田野研究”，就存在自相矛盾的表述，变成一个自我否定的命题。
我又不得不再次回到欧美人类学的“自在之物”，同时也不得不再次回到严如熤的“荒弃之物”。无论是欧美人类学还是严如熤的田野学的研究对象其实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国学中的“传统文化”是指从前现代一直延伸到当代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文献或文物记载中的传统、从现实生活中可以感知到的传统，也可能依然保持着主流文化的姿势，它是相对于从西方或者基于现代科技与现代文明而诞生的新兴文化而言的状态。国学中的“传统文化”与田野中国学的“传统文化”还是有明显界线的，尽管两者之间也常常发生一定的交叉。我们不妨从研究实践中去划清两者之间的区别。
三、感受宗亲间的关切——田野中国学的研究对象（一）：近层传统文化
传统谭氏宗亲研究是我一直在追踪的课题。3月23日中午11点多，按照预定行程，我在龙山北站下了高铁，因为从龙山北站去来凤，比从来凤站去来凤县城还要近一些。这是泸溪县谭子兴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谭惟孝的安排。这小伙子热心宗亲事务，在做联宗修谱的联络工作。正是有他的帮助，我这次才得以顺利地把想研究的课题实施。这次从武汉回乡度假的谭氏宗亲厚叔从来凤开车到龙山北站来接我。厚叔身高1.75米以上，帅气干练，在武汉工作，却平易近人。我们在车站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有一种自家亲人的感觉。按照辈分，厚叔比我长一个般辈，他年纪小一点，我还是按照宗族传统称呼他为厚叔。我以为，我们会乘车从龙山北站去来凤县城。谁知，谭惟孝、厚叔等已经安排好，我们第一站是去宣恩县的珠山镇。以前虽然去过宣恩县的一些乡村，但对这里的地理还是十分陌生。车子在山路上转，我有点头晕，分不清东南西北。只能迷迷糊糊地听着厚叔给我介绍当地的一些有趣故事。
厚叔（右）一直担任向导。左为谭宗山
促进传统文化能量释放是一种可行的学术路径。还是在二十多年以前，我在写《古村社会变迁：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民族出版社2005）一书时，就注意到了中国传统的宗族问题。后来我一直在跟踪宗族的发展，但我对传统宗亲文化抱着悲观的态度。但我对传统宗族文化一直抱着悲观的态度。在二十多年以前，我从话语群与社会行为的关系视角，对传统宗族现象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宗族话语群已经被党的政策与法制结构，传统的宗族组织已经处在实实在在的、可以感知的衰落状态，已经没有复兴的可能性。后来，我从田野中国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宗族文化又做出一些修正，这种正在边缘化、底层化的传统文化，可以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重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服务当下的芸芸众生。
但是，传统文化的能量释放与传统文化复兴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传统文化复兴这个概念，主要指的是传统文化可以在某种条件下，恢复到传统的某种形式或影响。传统文化的能量释放，仅仅是指那些处于底层的、或者边缘化的传统文化，依然可以借助某种形式（甚至媒介物），促使其内在的能量释放出来。传统文化的能量释放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当然，如果传统文化真能“复兴”，那肯定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问题是，在现代化城市化面前，这种“复兴”能否成为一种常态？或者仅仅是偶然的现象？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作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法律政策治理下，传统宗族体系已经名存实亡了。新中国以后，宗族活动基本上转入地下活动。尽管在某些地方，还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说不上“复兴”了。因为宗族已经失去合法性法理基础。但是，传统的宗族文化可以在知识创新的活动中，释放出新的能量。所以，我以湖南湘西泸溪县浦市镇新堡谭氏宗族（下文简称新堡谭氏）为观察个案，对依然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宗族文化跟踪研究了十多年，对其长期抱着浓烈的兴趣。只所以能够长期追踪，因为我也是这个宗亲关系网中的一员。身临其中，观察更能深入。当然自己也时时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学者，不能陷入其中，保持学术的独立性是我们最基本的职业修持。
新堡谭氏传承了一种极其精致的商业精神。北宋在现在的浦市镇新堡村设立新堡寨，这是一个土著的军事机构，由谭家人担任世袭的寨首领，寨长称溪洞将军。宋元交替后，元朝将新堡寨改成浦口千户所，依然保留其土司性质，在宋朝担任溪洞将军的谭子兴接受朝廷封敕，成为浦口千户所土千户，号称谭千户。当地姚姓人任副千户。据说正副千户还拜了帖子，成为结拜兄弟。至元朝延祐七年（1320），因为谭千户秘密筹划反元起义，被元朝政府发觉，革去浦口土司。从唐末至浦口千户所被革去为止，此地作为当地土司政权驻地达到300余年。在历代谭氏土司的精心经营下，这个政府驻地被建成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小集镇。当地人称为“千户城”。谭氏家族遭遇革职大难之后，很多子弟逃出新堡寨，向东南西北四方迁徙。因此，今天分布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新堡谭氏，粗略估计也有十来万人口。
在数百年时间中，浦市千户城谭氏传承的商业精神哺育了大量优秀商人，这些商人主要活跃于沅水流域，将浦市集市逐步发展成沅水流域商业巨镇。清代徐炯康熙二十六年从云南视察回北京，路过浦市，就在日记中写到：“浦市称巨镇，缠舍稠密，估舶辐辏，十倍于洪江。”可见，康熙年间浦市商业已经雄踞大西南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堡千户城是浦市古镇商业的源头。我这次去湖北恩施考察，正是要深入观察这样一个课题。新堡千户城长期保持着商业传统，很多子弟外迁之后，这种商业精神是否还有传承痕迹呢？这也许是一个伪命题。不过，这次的来凤之行，我就是带着这个课题去拜访那些从未谋面的谭氏宗亲的。
从龙山北站出发，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宣恩县珠山镇车洞坪景区，这个景区是由我们的谭氏宗亲谭宗山开发的。车子在山路上绕来绕去，我们的身体也就不断地向左向右倾斜。还好我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山路，加上这两年身体状况稍微改观，我没有晕车反应。在车洞坪村一个叫刘家院子的民宿客栈停下来。不几分钟，谭惟孝等人从恩施赶来，与我们汇合了。参与今天会面的谭氏宗亲大多数人相互之间都是第一次见面。不过由于有了“宗亲”这层关系，见面的人相互之间就自然少了一层顾虑，场面就显得随意而且融洽。
考察谭宗山开发的景区合影
宗亲关系的慷慨
企业家谭宗山十分关心谭氏宗亲建设。谭宗山今年57岁了，是宣恩著名的企业家，他话不多，给人非常稳重有魄力的感觉。他给我们安排了丰盛的午餐，而且把宣恩县热衷于家族事务的几位谭氏宗亲邀请过来陪远道而来的我们。十几号宗亲，吃饭时围了一大桌，气氛之热闹、感情之融洽，自不待言。
谭宗山接受央视采访的镜头
谭宗山的团队在车洞坪发掘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并做了十分有效的田野规划。从景区建设来看，谭宗山团队挖掘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发展旅游十分有效，他们富于成效的前期田野规划工作给我留下了十分深的映像。吃完午餐，大家一起参观他的这个景区。据谭宗山介绍，这个景区四周绝壁，东西两面都是陡峭的峡谷。东面峡谷后来修成水库，现在满眼就是碧绿的湖水。在水库岸边修通G209高速公路之前，从宣恩前往南边的来凤县、龙山县、桑植县等地，这座山是必经通道。山势险峻，只在悬崖边修一条羊肠小道翻过山顶。这条羊肠小道承担着当地人重要的经济运输功能。特别是从四川运往来凤、龙山、桑植的盐，从山里运往外地的山货如茶叶等生活必需品，都必须从这条山路经过。所以古代即有盐茶古道的称呼。在绝壁之上、在森林中间留下的用小石块砌成的石板路，依然历历在目，在岁月的深处述说着历史的沧桑。传说贺龙元帅年轻时做川盐生意，每次都从这条盐茶古道经过，还留下了一些传说故事。正是有了这种历史背景，这座山上土地虽少，但以前的居民还比较多。因为山上有古庙可供往来客商烧香烧纸祈求平安，有客栈可供往来客商歇脚。
恳亲人员在谭宗山的民宿客栈喝午茶
建在悬崖边上的盐茶古道
谭宗山的景区没有抵挡住疫情的冲击。谭宗山看中了这座山的风景，在县政府的支持下，他投资两千多万元，将这里打造成旅游景区。景区开放后，游客爆棚，连中央电视台都被惊动了，来这里做了好几期节目。特别是这座山顶上养殖的散养鸡，生产的富硒鸡蛋被市场炒到100元/枚的炫目价格。这个景区当时几乎成为全县人的希望所在。县政府希望这个景区能够带领宣恩县成为旅游大县。然而好景不长，他的运气不够好。景区刚运营了两三年，成本还没有收回，遇到了疫情。与大多数旅游企业一样，三年下来，他的景区受到严重冲击。疫情过后，这个景区也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客流量规模，就这样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谭宗山为了减轻经营压力，将景区内的民宿客栈、养鸡场等全部无偿交给当地村民经营，只要大家保护好资产不流失即可。
谭宗山在清水江上游的贡水河摆下烤活鱼宴
谭宗山对宗亲的热情超乎我的预期。当天晚上，谭宗山在宣恩县城清江一条游船上摆下清江烤活鱼宴席，邀请众多宗亲再次欢聚。不得不说，这宣恩县的人搞起旅游来，大有后浪推前浪的势头，这宣恩清江烤活鱼，不仅仅口味纯正清香，连现场氛围都打造的浪漫舒适。船窗外江水摇曳，有彩灯闪烁，有轻歌曼舞。这景色这氛围这美食这人情这艺术，样样都是一流。我也算是旅游行业的业余推手了，见过不少世面，但宣恩县打造的这一款旅游品牌，确实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而为了迎接宗亲们的到来，谭宗山也是拼了。这一道烤鱼消费估计也是大几千元。这让我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作为一名学者，让此前毫无关系的一名陌生企业家如此破费，这远远超出了我所遵循的学术论理。但据说，这也是传统。因此，我私下合计，应该为他开发的车洞坪景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唯有如此，才能让我的心安定下来。
女性精英演绎的宗亲理念具有新的力量
受时代影响，宗亲的观念在谭氏家族的女性精英中有新的发展。3月24日下午，谭氏宗亲一行人，按照约定，重新返回来凤县，去旧司镇的新街村参观谭家媳妇、企业家王英开发的雪梨园农场。年近50岁的王英听说我们要去参观她的农场，她早已在旧司镇摆下丰盛的午宴等着大家。今天参加午宴的人更多了。一张大圆桌，坐了20来号人。原本是王英董事长请客，但她坚持请谭家年纪最大、辈分最高的长者坐首席。我是客人，自然坐了主宾位。王总与她的丈夫坐在最下面的席位上相陪。王英话不多，在席间主要是招呼客人吃饭。她有着企业家的干练与睿智，说话得体，用当地人的语言来形容，叫作做事有礼有节。
王英在旧司镇设宴招待谭氏宗亲
王英夫妇深受传统宗亲礼仪文化的影响。她的丈夫是从新街村走出去的第一位本科生领导干部，也是目前从这个村走出去的在武汉工作的干部。作为在这个村带领村民一起创业，获得了巨大成绩的著名企业家，王英夫妇时时刻刻保持着低调、谦和的风格。这是干部的标配？还是他们原本就是恪守着传统文化礼仪的缘故？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问他们，我想就算是问他们，他们也不会回答。我私下揣测，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王英为带动村民致富方面成绩显著。旧司镇新街村位于来凤县城西约20公里位置。这里地势平旷，一条小河即老峡河从村中穿流而过，河两岸有开阔的土地，极其适宜农业耕种。因此，这一带地区村庄相连，人口稠密。新街村是谭氏的聚居村，全村600多谭姓人都是来自于同一个祖先，是一个大家族。作为谭家媳妇，王英选择回到丈夫的家乡来创业。2013年，她带领村民一起，成立了“来凤县旧司镇熙妃雪梨种植专业合作社”，共开发种植了100多亩的雪梨，60多亩枣子（部分地方是雪梨与枣子套种），是一个比较成规模的现代化农场。她种植的雪梨，品质很高，基地价卖到8元一斤，市场价就要高出很多，供不应求。参与开发的村民都从这个项目中获得了实惠。
王英陪同谭氏宗亲参观熙妃雪梨园
王英为新街村农业开发的“高科技+规模”效应做出了贡献。在这里参与农业开发的企业较多，因此新街村成为国家级高科技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当我们进入这个村的时候，发现这里正在进行火热的基础建设。在中美关税大战背景下，国内很多企业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控投资节奏的当下，这个小村庄的基础建设倒是热闹非凡，给了我们一幅另外的中国景象，也给了我们另外的信心。王英老总的雪梨园也为这个园区得到国家重视贡献了重要力量。
新街村是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王英的成功与她尊重宗亲传统文化有重要关系。江湖上有个说法，成功的企业最好不要回乡创业，因为本乡本土中有各种无法摆平的熟人关系，会对企业运营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这个规律是实实在在，无数企业家栽倒在乡土熟人关系网络中。可是，传统文化原就具有两面性。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不适应性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负面影响。但如果能够善用，它又成为现代生产的文化资本。当我看到王英老总与来往擦肩而过的村民相互问候，都亲切而热情地称呼“满满”（叔叔）、“满娘”（叔母）地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很多外人看来难以摆平的、充满陷阱的传统熟人关系在王英这里，都被转化成无私的亲情关系了。
当村民关系被上升到无私的宗亲血缘关系之后，就成为强大的资本。在我们无法给他们带来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就凭着“宗亲”这层关系，谭宗山就愿意平白无故地为我们这一行人花费几千元钱接待。厚叔就愿意牺牲几天时间，来为我们担任司机。谭家媳妇王英老总也能慷慨资助几千元钱来接待正在聚会恳亲的谭氏宗亲，她本人也会从宗亲关系中寻找到企业资本。其他还有很多宗亲，为了这次宗亲聚会，做出了无私奉献。宣恩企业家谭宗鼎、校长谭宗国、著名律师谭笔铭、谭氏文化研究者谭绍昱、宣恩教师谭忠文、企业家谭成江、谭千户神茶传承人谭金兰等等。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
这种宗亲关系是一种传统文化，是田野中国学较显性的研究对象。除了在新中国初期的三十余年被严厉地打压禁止以外，从最近四十年来，宗亲还是一个比较活跃的非正式组织，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因此，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所谓的“宗亲”是可以凭我们直觉就能观察到的。在现实中，类似于“宗亲”这样的传统文化还广泛存在，也是最容易被把握到，因此，从学科研究对象的视角来说，田野中国学将这种文化命名为“近层传统文化”。“近层”是相对于其他传统文化类型而言，它与我们当前的社会更加接近，几乎就在我们身边，或者就在我们眼前。近几十年来，这也是人类学的近层研究对象。一般情况下，作为专业学术研究者，只要能够追索到这种近层传统文化，我们的学术研究就已经触及到了理想的研究对象，也就足以生根了。但是，要推进学科研究走向深层次，仅仅追踪到这个近层传统文化，还是远远不够的，还不能把握田野中国学的核心要旨，也不能把握到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底层传统文化的概念。（未完待续、下篇更精彩）
王英在检查雪梨开花情况
时任州委书记柯俊（右三）在硒博会上点赞脆枣
参加硒博会国际友人点赞脆枣
作者简介：谭必友，男，博士，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客座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田野中国学、田野规划学、民族学、人类学等。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